日本政坛告别最后一位“亲华派”(日本政坛告别最后一位“亲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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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大学生应如何看待中日关系?1500字

我认为,如今恶化的中日关系今后能否按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关键在日本政府的态度和政策。

他们必须了解他们自己的过错,了解他们在人民中间右翼团体的错误,只有改正了这个,两国关系还会好,所以中国、日本很好的互相理解真正的建立起来,友好合作的关系,那将是一个亚洲的幸福,世界的幸福。

作为一名理智的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在中日关系的处理上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和平方式正确看待和解决中日关系,理性表达爱国热情,珍惜稳定发展局面。首先,我们大学生要善于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我们大学生不仅要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明白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

因此,大学生在看待中日关系的问题时,既要考虑其两千年的友好又有兼顾其五十年对立全面分析两国关系做出自己理性的,正确的判断,同时在中日两千年的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

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其次,我们大学生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大学生要铭记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我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以及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

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正确看待中日关系将自己的一切都服务于大局和国家利益。再次,我们大学生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

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做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为重要。

作为大学生,我们确信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而我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会为之做出努力,做出贡献的。

人民是每个国家的组建者,参与者,我们要注重中日两国人民和中日双方友好民间团体的沟通,从以文促信,以经促政,以民促言三个方面使民间交流成为促进两国政府沟通的栋梁,以及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理解信任和友谊,向着世代友好发展做出努力。

然而我们还应明确矛盾双方是对立统一的,中日关系现代化中仍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大学生作为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沉着冷静做出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果断决定,从而把中日关系推向一个更高更和谐的层次。

中日之间在彼此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加之主权领土的争夺,现在的中日关系不会有多大的改善。如要改善,也就只有中国拥有绝对强过日本的国家实力或者日本实力大幅度高过中国,另一种情况就是中日有共同的利益需要合作以对抗第三方,比如如果美日关系恶化。

日本是如何走上法西斯道路的

探究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的社会根源
千百年来,天皇就是日照大神在日本列岛的最高象征。日本学校的教育主题是,“天皇是神的子孙,国民的使命是消灭不顺从天皇者,帮助世界成为一家(八一宇)”。在日本近代以来留下的大量浪人诗词里,躁动不息的总是“岛国焦灼”,以及积淀在文化血脉里的扩张意识。当日本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大胜了中国、朝鲜之后,连乡村的小学生们每日里也唱起这样的歌谣去上课:“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
所以,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人在日本国民心目中的地位,一下子上升到了第一位。青年男子若是到了年龄还没穿上军服,都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找对象都成问题,似乎在姑娘们的眼里留下了什么残疾。相反,如果官阶到了中尉,找妻子就可以从成群结队的美人中挑选了,哪怕这个军官身体先天不足。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种族,男人们从事职业的高底贵贱,姑娘们择偶率的高低就是唯一的试金石。在日本人心目中,帝国梦究竟能不能做成,全系在军人上。日本要想发达,疆域拓展成了日本人唯一的希望,而拓展疆域,只有依靠军队才能实现。因而,日本军队在国内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急速提高,军人也认为,若要改变日本现状,使日本国富裕强盛起来,自身责无旁贷,为了“国家自上”,“天皇自上”,不惜牺牲一切,直直至生命。
但是要分析日本为什么会走上法西斯专政道路,光从天皇制以及军国主义思想源流上找原因是不够的。日本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国内对外方针一直分为两派,分别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国际协调主义。所谓的国际协调主义也可称为亚洲主义,像有名的日相伊藤博文就是属于此派,这派的对华路线是:在列强的强取豪夺中保证日本利益的同时,静观其变,释放一定的善意,对中国的良性变革乐观其成,以便日后能够携手对抗白种西方。所以伊藤博文在日俄战争后无视日本国内将东北据为己有的浪,坚持将其交还中国,又曾应张之洞之邀来华考察建言。
这些亚洲主义者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有朝一日东西方火并时能够拉上中国做帮手,毕竟中国块头不小,经得住打。亚洲主义者当年为数不少,宫崎滔天和北一辉、头山满,包括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石原莞尔等等,都曾为辛亥革命出钱出力甚至为此倾家荡产,革命成功欢欣鼓舞不已,期待亚洲时代的来临,不想清朝倒了台,中国是愈发的不堪,军阀火并,各占山头,毫无上进的苗头。于是不少亚洲主义者开始转向:中国这般靠不住,我们不下手,那不是便宜了西方列强?
于是,日本国内的对华方针开始偏向极端民族主义:1927年4月,陆军大将、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组成新内阁。他于6月末到7月初在东京首相官邸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了强硬的对华侵略政策。在会议之后,田中义一在7月25日写给天皇的奏折中声称:“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随着“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的相继出台,日本国内的侵华舆论达到了新的高潮,日本盘踞中国东北的各侵略机关、国内的军政要员、右翼势力集团纷纷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侵略东北“是理所当然的”等等,为日本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制造种种“理论依据”。
而1929年从美国爆发并在1930年蔓延至日本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日本最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那场危机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令日本的城乡同时陷入灾难。在城市,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物质的极度匮乏引起了普遍的绝望和抗议。到1931年,失业工人超过300万,此前来城市打工的大量农村人口不得不返回家乡。农村的情况却更悲惨,为了抑制通胀,政府从中国台湾和朝鲜进口了大批廉价的大米,这使得国内的稻米种植业毫无利润可图。许多农民的妻子和女儿,过去一直靠在丝厂挣工资贴补家用,以勉强维持一家生计。但这时,自己也遭到了大萧条打击的美国,不再从日本进口生丝,她们在1929年后均失去了那份微薄的薪水。再加上连续几年干旱和严重的霜冻天气,使得千百万农民家庭陷入赤贫状态,仅靠挖草根和从松树上剥软树皮充饥。尤其是在东北方,许多人家靠送女为妓维持一家人的生存。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流行性感冒和肺结核。在列岛漫长的历史上,这个岛国第一次走上了全民性暴乱的边缘。
日本的贫苦阶层,尤其是农民,是日本军队,又尤其是陆军少壮派的主要来源。因为军中素以意志和品质擢升军官,而不是看其曾经的社会地位,军队中大多数下级军官都是农民,或者是农民的儿子。比起其他阶层出身的人,他们不但对通过从军摆脱饥饿、帮助家人及进一步地光耀门第,有着更迫切的渴求,而且对通过鼓吹战争、发动战争,组织农民向海外移民,从而使军队主宰国家意志、军人成为独步时代风云的英雄,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出于对一般民众痛苦的切身感受,农村出身的少壮派军人倾向于认为:一系列的国家危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无能且腐败的政客们造成的。过去10年里,政府对内决策失误,丑闻不断,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对外讨好西方列强,在扩张海外殖民地方面无所作为,使得资源富饶的亚洲至今被白种人控制,而东方工业最为发达的日本,却龟缩一隅,处境艰难。
在他们心目中,历来懦夫都在城市产生,英雄却在乡间辈出。在德国,养鸡夫出身的希姆莱最终成了党卫军的领袖,党卫军致力于在农民中培养大批追随者,农民被称之为“日耳曼民族生命的源泉”。在自己的祖国,天皇制度、武士道精神以及全国上下一心的共同体形态,才能真正表达日本的“大和精神”,这样的从未被污染的冰雪精神,也只深植、绵延在广袤的乡村。而来自白肤色种族的共产主义与议会政治,正像肮脏的泡沫一样包围着城市,日本不需要这些外来异物。日本的“大和精神”必将超越世界上任何文明,担负起将人类从赤白两色的帝国主义支配下的“现代化”中拯救出来的神圣使命。由此,在对权力的渴望和强烈的使命意识支配下,少壮派军人的暴乱,轻易如拔开清酒瓶的塞子,在30年代频频发生。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昭和暗杀时代”。(最早是1929年滨口雄幸总理被暗杀事件)
而这一系列变动直接导致了日本关东军自作主张,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一口吞下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日本政府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赶紧命令关东军停止行动,但将领们对此嗤之以鼻。于是在一番气急败坏的发泄之后,政府无奈地承认了军队已造成的事实,授予被占领的领土以“满洲国”的称号,并开始鼓励国民向这片有着44万平方英里的辽阔黑土地上迁移。
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是孙中山的一个老朋友,曾经倾力支持辛亥革命,他主张的对华路线,基本延承伊藤博文等明治老臣的对华路线。他当上总理大臣后倾向中日亲善和解,压制军方的冒进路线,加上他是昭和天皇最倚重的老臣,谁也奈何他不得。而且他还是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的反对者。这和当时少壮派军官被民族意识所激起的狂热与战斗情绪简直格格不入,在他们看来,犬养毅这类的国际协调主义的政客根本就是卖国贼,而这帮人占据了文职政府的要津,和美英等西方列强眉来眼去,对中国再三犹疑不肯下手,还处处掣肘军方的爱国主义冲动,九一八事变关东军自作自演,一口吞下东北成立满洲国,犬养内阁居然顾虑国际公法死不承认,这种日奸,不除何足以平民愤!。1932年5月15日,一批少壮派军官冲进他的官邸,当时75岁高龄的犬养并不惊慌,他将他们引到屋内,似乎想要和这些年轻人好好沟通一番。而后者,也按客人的礼数在门口脱去了各自的军靴,但很快,其中一个家伙情绪变得激愤起来,他喊道:“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开枪吧!”顿时,9条枪齐发,密集的子弹将老人的身体打成了马蜂窝……这就是著名的“515事件”。
事后审判凶手,报纸一边倒地为凶手加油,说犬养老匹夫早就罪该万死,为了国家大我牺牲个人小我去暗杀他正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是武士道最高表现。来自日本各地的十几万人涌入东京,举行集会,许多东京当地社团商团组织请愿书,要求释放凶手,要求打倒政客,要求用军事行为去拯救神之国度。许多人铺开为9名凶手请命的血书,没日没夜地站在法院门口,高呼“打倒腐败政客”、“只有陆军才能拯救国家”一类口号。甚至在审判当天有九名男子在法院外切下自己的小指呈上,说愿意代替凶手受刑。随后,凶手们得到了相对较轻的判决,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事后陆军大臣荒木贞夫郁闷之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日之日本,随处都是挡不住的爱国者。”
“515事件”与近4年后发生的“226兵变”比,又成了小巫见大巫。后者也主要是由来自农村的下级军官们发动——在一个严寒的清晨,他们领着1500名士兵冲出军营,企图刺杀新任首相冈田及其他内阁大臣。当叛乱者冲进首相官邸时,冈田躲进了附近的一家洗衣店而得以逃脱,大藏省大臣高桥是清因不满于前几年不断攀高的军事预算而遭到军官们的厌恶,结果被一名军官砍杀于卧室。这时,高桥的夫人走到了门口,凶手回头时正好看到高桥他老婆站在背后筛糠,于是一个九十度大躬:“对余之卤莽所带给夫人的诸般惊恐,余深感歉意。”此后,在这一长达4天的暴乱中,前首相斋藤正也遭到了年轻军官们的杀害,他身上被刺了36刀。
当时的日本国情就是那样,抵制过任何一项军队计划的日本政客都生活在担心被暗杀的恐惧中。你说不打仗,你说要热爱和平,你连命都保不住!政党政治消亡,强硬派军人开始掌权,终于可以一展身手,实现他们的所谓地爱国主义宏图。此时的日本内阁完全被军部把持,极端民族主义也完全取代了国际协调主义。甚至连天皇对此都毫无办法。日本天皇不像希特勒或斯大林,权力主要还是象征性的,当时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比如黄仁宇说抗战前夕蒋百里去日本当大使,天皇对他说:我国军人太嚣张了,给贵国添不少麻烦。言下对军人很有些看法但也无力回天。关东军暗杀张作霖事件,天皇要求彻查军方却一手遮天,天皇大怒,让当时的总理田中丢了官,即使丢官,调查却仍然不了了之,可见在狂热的军国主义大潮下,位高如天皇能做的也实在有限。
早期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年龄经历长了,也渐渐清醒,心想这样闹下去,大约连这岛子一起都要做了陪葬,颇有向国际协调主义转化的迹象。起意要力挽狂澜,这才发现一切都已经晚了!石原莞尔就是一个例子,他当年鼓吹满蒙是日本生命线,密谋柳条湖炸铁路一手制造九一八事变,是满洲国的开山祖师。但卢沟桥枪响,石原极力反对战争扩大,力主和平解决,在他看来,日本国力无法吃下整个中国,加上日苏总有一战,南进只能是自取灭亡。可是那些掌权后的少壮派军官,哪里听得进这个。到后来大本营干脆把这个不识时务的当年粪青今日准日奸踢出军队让他告老回家。
虽然存在着军部对老百姓的洗脑,欺骗,裹挟...但是,日本当时的国民心态和社会阶级构成才给了军国主义孳生的土壤。甲午战争让日本捞足了油水,这大概是日本老百姓正式把"打仗可以弄到钱"这一思维模式放进大脑的开始,随后又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愚化与奴化教育,以及意识禁锢和舆论控制,这种全民神经质狂热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那时日本的陆军新兵有个总外号叫做"一分五厘钱",什么意思?一分五厘是一张明信片的价格,他们收到陆军部发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拥有参加陆军为天皇陛下效忠的光荣",于是这些人就应征入伍了。整个二战阶段,除了基督教某些分支机构,几乎没有人抵制过这种征兵.不仅如此,充斥社会的壮行会,出发前婚礼,卖身捐献等等无不体现着老百姓对这一"无上光荣"的全盘接受。
就这样,在强烈的军国主义气息下,日本老百姓源于其历史与社会形势对战争的支持,还有被武士道等等激发到几乎畸形的民族意识。在军事独裁之后,日本全国民众狂热追捧对外侵略路线下,最终导致日本走上了法西斯专政道路,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而战争的车轮一经开动就无法再停止下来。最终把整个国家拖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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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如何走上法西斯道路的
若说中国与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最难说清的话,恐怕就是日本。
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响。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如此巨大的伤害。
日本原本也是被侵略者,而且对被侵略、被掠夺一直比中国有着更多的担心。1837年幕府统治者德川齐昭发出预言:中国太大,朝鲜和琉球又太小,对大不列颠的炮舰来说,日本恰好不大不小。3年后,危机来了,却首先来到躺在床上抽鸦片的中国。
既使如此,鸦片战争的冲击对日本也极大。许多人以鸦片战争为题著书立说,论述西方对东方的野心,警告德川幕府如果不速筹对策,必重蹈中国复辙。
诗人山田芳谷特赋诗一首:
勿峙内洋多礁砂,支那倾复是前车。
浙江一带唯流水,巨舰溯来欧罗巴。
诗中所谓“支那”是日本当时对中国的蔑称。日本还在不断地向中国学习,这回学到的是危机。
于是有了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翻译过来的思想源源流向中国。
日本比中国早36年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870年,明治维新时代启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就把这一学说介绍到日本。介绍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批判。当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徘徊。由于害怕这个幽灵也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容许这一学说作为反面材料出现。
1882年,被称为“东方卢梭”的中江兆民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马克思主义;1893年草鹿丁卯次郎写的《马克思与拉萨尔》;1903年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1903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安部矶雄翻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07年界利彦等的《社会主义纲要》等,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获得广泛传播。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通过同盟会会员们的介绍,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术语由日本传到中国。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曾是日本文明的发源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成为东方先进思想学说的集散地。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西方离中国毕竟太远,一衣带水的日本却很近,于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人,便如周恩来所说:“大江歌罢棹头东,遂觅群科济世穷。”东渡日本学习新思想。
然而向先进的中国人提供了先进思想武器的日本,却没有走上如中国一样的革命道路。它走上的是一条相反的路:法西斯道路。
清水加饭团酿成法西斯
看到马克思日复一日地出入大英图书馆、李大钊本人就是图书馆主任、毛泽东也曾在图书馆工作,有人便说:革命起于图书馆。
还有另外一个现象:法西斯也起于图书馆。
1904年日俄战争正酣之际,一个21岁的日本青年天天来到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殚精竭虑地苦读。两年之后,他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写成,自费出版。
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论之鼻祖北一辉。
法西斯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说法,是最省事的说法。它不用解释如下现实:为什么法西斯的兴起最初总源于社会下层、且能将这一阶层的支持保持到最后灭亡。
特别是,为什么总以社会主义标榜。
希特勒首先加入的党,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北一辉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他在书中说,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其本意是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社会主义大革命”,但他倾注心血之作吓坏了内阁,虽然自费出版,也被政府禁止发行。
面对禁锢得连书都不能出的日本,他转而为中国革命奔走,一听说辛亥革命爆发,便立即前往中国,甚至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外史》。
五四运动冲垮了曾立志为中国革命效力的北一辉。他把这一运动看作是排日运动,他为此绝食,抗议不成,便决心离开中国,“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返回日本。
北一辉:日本法西斯理论的鼻祖
回国之前,北一辉在上海完成了法西斯主义研究。
中国青年志士去日本寻找救国真理,日本法西斯组织却派人来中国寻找其领袖人物。1919年8月,标榜为“国家主义”的日本右翼团体犹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专程到中国寻找北一辉。
大川周明比北一辉小3岁,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来与北一辉齐名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两个思想领袖。大川对中国并不陌生,1918年就在中国东北“满铁”任职。但当他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房子里第一次见到北一辉还是吃了一惊。他没有料到后者过得如此清苦,仅靠吃米饭团喝清水,撰写着八卷本的巨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七卷交给大川,约定写完第八卷立即回国。
北一辉已经从中国五四运动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了,决心完全效力于日本国家主义。他把革命与扩张合为一体,认为“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之日本”应成为一个“打败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使中国自立,其后太阳旗将给全人类以阳光”的“革命帝国”。
在上海亭子间炮制“革命理论”的北一辉虽也主张限制私人资本,雇主和雇员之间利润均分,抑制藩阀财团,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军人。他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主张成立与俄国十月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类似的“工兵会”,让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在乡军人成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于是他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上了一块方便跳板。
后来有人说北一辉的理论好像在日本的旧米酒瓶中灌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酒,其实说反了,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酒瓶中灌进了日本的旧米酒。他的服务对象不是具体的哪一个阶级,而是抽象的国家。于是他的国家主义与西方未曾谋面的伙伴一样,很快变成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1919年是世界法西斯运动收获颇丰的一年。
5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织了“战斗的法西斯”;
9月,希特勒在德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9月,北一辉在上海完成《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当俄国革命刚刚成功、德国革命正在进行、中国革命行将开始之时,法西斯主义也不约而同地在西方与东方同时呱呱坠地了。
法西斯主义若要生根,必须凭借危机。
日本正因出兵西伯利亚和“米骚动”面临空前之危机。
贫困,日本人才伟大,他们又能忍耐;
物价无止境地上涨也罢,喝喝开水稀粥照样活。
啊!逍遥自在呀!
吃南京米又挨南京虫咬,住在猪圈般的房子里;
尽管选举权也没有,说是日本国民也自豪。
啊!逍遥自在呀!
膨胀,膨胀,国力膨胀,资本家的横暴膨胀;
俺老婆的肚子膨胀,贫困也更加膨胀。
啊!逍遥自在呀!
这是一首1918年在日本流行的民谣。
南京米即中国运去的米。南京虫即臭虫。这首民谣传唱很广,是此时期日本两极分化、官僚腐败的真实写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政府以解救各国战俘和收回协约国战争物资为借口,出兵干涉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此事大大激发了日本的野心,大正天皇和内阁已经在讨论将东西伯利亚并入日本的可能性了。
结果事与愿违。刚刚出兵西伯利亚,国内就发生了“米骚动”,波及三十二县,七十万人加入,日本政府大受震动。害怕日本也出现俄国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式的革命,天皇和历来反对政党内阁的重臣,都不得不同意政党组阁。
于是日本最早的政党内阁———政友会的原敬内阁产生。
政党内阁在日本,一开始就是个减压阀和维持会。正因如此,从该内阁起,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三个最重要的位置,执政党都不能安排。国家安全问题更在政党管辖范围之外。政党政治从开始在日本就是个门面。
门面也维持不住。第一届内阁首相就死于非命。原敬是平民出身,想结束藩阀政治,搞西方式民主,1921年11月4日在东京车站被十九岁的中冈艮一刺杀。凶手是铁路雇员,凶器是在车站附近五金商店买的白鞘短刀。
一把五金店的短刀,便结束了日本刚想冒头的民主政治。
自此,日本政治便有了“暗杀政治”之称。北一辉的法西斯理论派上了大用场:每一次暗杀都出自“爱国至诚”。热衷学西方的日本人忘掉了英国文学家塞缪尔那句话:爱国心在不少场合,是被流氓当作隐身衣来使用的。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最终,日本被推上了法西斯道路。

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为何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投降?

是的,何应钦主持了对日军的受降。
1945年3月底,何主持的陆军总司令部策定打通广州到海口的计划,遭到日军破坏;何即从4月初开始组织湘西战役,首先督率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阻敌于雪峰山,命第二方面军汤恩伯部攻击日军侧背。5月初,又令陆军全线反攻。6月2日,湘西会战结束,歼敌万余。同时,他令二、三方面军向广西进军,5月收复南宁、河池,6月克柳州,7月克龙州,复桂林。何在此期间曾飞赴前线各要点考察部队情况,将陆军总司令部由昆明推进到柳州,在南宁设指挥所。当何在南宁行署按计划向广州和雷州半岛进军时,8月10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2日,何由南宁飞赴昆明与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交换处理日军投降意见;13日飞赴重庆,参加中美最高幕僚会议,听取对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计划及意见,其后核定有关事项并对各部队下达准备出发命令;20日飞抵湖南芷江四方面军王耀武部;翌日,日军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到达芷江,接受何给予的有关投降事宜备忘录。27日,何令前进指挥所人员飞往南京,何亦乘飞机到恩施、安康、西安、遂川、南城等地视察,并对各战区司令长官指示处理受降事宜。
1945年9月8日上午9时,由8架战机护航,何应钦乘坐“美龄号”飞机从湖南芷江飞临南京,布置第二天的受降仪式。第二天上午9时9分,在南京原军校大礼堂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受降仪式开始时,坐在受降席上方的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及陆、海、空军上将顾祝同、陈绍宽、张廷孟等5人;下方投降位置上是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小林线太郎中将,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和舰队司令官福田中将等人;东西两侧观察席上有美国军官和中外记者,中国官员汤恩伯、李明扬、郑洞国、廖耀湘、谷正纲等人。日军参谋长把日军的编制、人数、装备、驻地等清册双手捧交给何的参谋长肖毅肃。肖用一只手接过清册。接着是日本侵华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小林两腿立正,弯腰低头,双手将降书送到何手里,何连忙接过降书。
当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不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而且也代表东南亚战区盟军,包括苏、越、朝、缅、泰等国接受冈村代表日本政府投降。这是何一生中最值得炫耀出尽风头的事,是他一生中的顶点。
在主持日军投降大典之后,何应钦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方针,尽可能地少刺激日本战犯和战俘,以便能拉拢日本政界。侵华日军中,有145人被处死刑,400余人判徒刑。

日本为什么一再找中国麻烦,和中国对着干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蜡笔爱小新罟撡,我想事先说明一下:外交因素是复杂性因素冲撞的结果,说白了,都是国家利益博弈的结果。
第一,日本位居东亚大陆远端海上,与中国地缘关系相对疏离,自古以来,日本就是华夏文化圈中最不服王化”的地区。而日本的地缘实力虽跟中国不在一个档次,但作为一个较大的群岛国家,它还是有一定的自立资本的,所以不愿靠仰中国鼻息过活。
第二,虽则日本地缘实力有限,但通过对现代工业文明的高度吸纳,日本将地缘实力转化为现实国力的程度十分之高,甚至,它的现实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基于它的地缘实力所应符合的段位,成为一个“超级”的大国。
第三,与中美的外交关系,这层关系十分复杂。仔细看看下面的原因。
虽然跟中美俄之类真正的世界大国相比,日本依然有所不如,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日本的现实国力已经很恐怖了。如果不考虑政治、军事受美国控制的因素,日本已经超越了英、法、德等传统列强,几可坐上全球第四强国的位置。
既然已经修炼到了这个阶位,日本回过头来处理对美、对华关系时,想法跟西太平洋的其他国家已大有不同。
如果日本选择亲华,首先,中日地缘关系要比日美紧密的多,这就决定了中国对日本的天然控制能力,要远胜美国。
从地缘的角度来看,日本和美国在地缘关系上的疏离,决定了美国对日本的天然影响相对有限,现在的这种深度控制,更多只是历史和政治层面的后天原因。
而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不仅拥有亚于美国的地缘实力,与日本在地缘关系上又远比美国紧密。如果让中国把地缘实力变现到接近甚至赶超美国的地步,最后将美国挤出东亚,建立自己主导的东亚新秩序,那日本想摆脱中国的影响将更加困难——这是基于地缘格局的考量。
当然,鉴于现在日本仍被美国钳制。如果中国愿意协助日本恢复政治和军事主权,那日本也未必不乐意亲华——虽然将美国挤出东亚后的中国将更加强大,但对日本而言,至少比被美国拽着命根过日子要强——这是基于现实国情的计算。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对中国又惧又怕?
基于地缘格局考虑,日本当然应该亲美;但就现实国情而言,日本似乎跟中国走近更有好处。正是规律与现实的分歧,导致日本政坛一直存在亲华和反华两种势力。
就左翼的亲华派而言,他们从日本现实国情出发,希望以帮助——至少是不给中国发展添堵为条件,换取中国支持日本摆脱美国控制。
左翼的立场,符合中日友好与和平发展的主旋律,也受到中国的欢迎。但几经反复,右翼亲美派仍然占据了上风。
按道理说,中国地缘影响力的扩张是远虑;而被美国钳制才是当下大患。日本就算不亲华,也没必要死心塌地站在美国一边。日本这种选择,又是基于何种考量呢?
在右翼看来,虽则中国地缘实力不逊于美国,但现实国力毕竟还有老大一段距离,江湖地位更是差的太远。且不说中国的努力能否成功,就算最后大功告成,这过程中也要耗费相当多的资源。
如果日本选择亲华驱美,那对中国当然是重大利好,但这就等于将一大部分的担子,转接到了自己头上。就算日本腰缠万贯,这个大包袱砸下来,也足够让它吐血。
当然,日本还有种选择就是中立。这种立场虽不如亲华,但对中国同样也是求之不得,足以换来中国的既往不咎。但问题是,这只有在日本主权独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到。以现在被钳制的状态,日本除非选择亲华,获得中国的鼎力相助,否则根本逃不脱美国的魔掌。
基于上述因素,右翼断定:在中美博弈的格局中,日本不存在亲华或中立的战略空间。
甚至,在右翼顽固派看来,即便自己愿意掏出血本,和中国一起驱逐美国,最后结局也好不到哪儿去。
当然,基于日本的地理位置和强大国力,只要愿意帮中国一把,胜利后的中国也不可能不兑现让日本主权独立的诺言——否则日本随时可以把美国再请回来。
但就算如此,日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作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获得完整主权后的日本当然不愿意再屈居它国之下。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强大国力,又决定了日本有这个能力——他虽不足以与中国分庭抗礼,但在自成一派还是绰绰有余的。
但右翼并不认为中国会接受。在这帮人看来,即便东亚新秩序建成,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依然没有与美国相等的实力,依然要面临美国的强势打压。在这种情况下,整合东亚,提升板块整体实力,便是中国接下来必将要做的事。
但提升东亚板块整体实力有个先决条件,既它必须是以中国为主导。
可是,日本的现实国力实在太强了,至少在这个阶段,中国还没有足够的资本来让日本俯首听命。
所以,在右翼的眼中,过于强大的日本,不仅无法成为中国的助力,反倒会是影响中国整合东亚的最大内部阻碍。只有将日本国力削弱到一定程度,中国才有能力将它融入到自己的东亚新秩序中来。
这下日本就惨了!流血流汗几十年,虽然换来了主权独立,但却还要面对中国的强力打压,以日本一己之力,又如何是中国对手?
这时候的日本就只剩下一条路——将美国请回来,借美制中。但这样一来,不仅之前投入的血本打了水漂,还又跟中国撕破了脸。
这时候的中国可不比当年了。在建立东亚新秩序后,中国的实力已上了一个大大的台阶;而此消彼长之下,美国实力则衰落不少。
中国比以前强大,美国却不如当年;如果这时候日本再重新联美抗华,那自己承担的压力,将远远超过上一次美日同盟时——这又是一场大出血!
总而言之,借助中国,日本的确可以摆脱美国,获得自己想要的完整主权。但是这个主权独立的成本实在太过昂贵——要么在出血助华后被中国回过头打压,要么重新组建美日同盟后承担更多抗华成本。不管选哪一条,日本都免不了元气大伤,最后沦为一个普通的二流国家。
所以,日本还是选择了相对保守的亲美策略,至少美国现在还是霸主的地位。随着中国的强大,我看这层关系也不是那么可靠。在外交关系中,不是对错能够说清楚的。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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